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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的入党介绍人是谁?在“一大”上受过何等“特殊”待遇?毛泽东与中共“一大”的四大历史之谜

苗体君 · 2019-07-01 · 来源:党史博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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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一、关于毛泽东出席中共“一大”的身份之谜。

  关于毛泽东出席中共“一大”的身份,理论界有两种说法。一是,毛泽东是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;二是,毛泽东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。

  一是毛泽东是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,就要弄清楚中共“一大”召开前,毛泽东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及长沙有没有共产党组织。查阅资料后,你会发现早在1945年筹备中共“七大”时,毛泽东谈到关于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时,回忆说:“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,世界上的事如何办,也还不甚了了。所谓代表,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,懂得这样,懂得那样。什么经济、文化、党务、整风等等,一样也不晓得。当时我就是这样,其他人也差不多。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,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。……《联共党史》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,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。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,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,现在还是在根据地,还没有到全国。我们开始的时候,也是很小的小组。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,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。我说我没有介绍人。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,知道的事也并不多,可谓年幼无知,不知世事。”(《毛泽东文集》第三卷,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,第291页)1956年9月,在北京召开的中共“八大”上,当时,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,他在代表证上入党时间一栏中,十分庄重地写上了自己入党的时间是“1920年”。就这样,毛泽东的入党介绍人、入党时间被确定了下来,随后,编纂出版的各种党史图书资料均采用这一固定说法。

  中共“一大”前,有没有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,早期的共产党员彭述之有回忆,彭述之是湖南邵阳人,比毛泽东小2岁,彭述之在1983年香港《争鸣》杂志第6期上回忆说:“一九二〇年九月我抵长沙时,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是个什么模样呢?我在长沙逗留时间太短促,未能亲自了解它。根据贺民范的叙述,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同上海的大不相同,它当时在组织上还没有正式形成,而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已经成了中国拥护苏俄式革命分子的核心,并且是他们的先驱组织。然而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存在是不可置疑的。它已拥有五位成员,他们都是精力充沛、相当活跃的教育界人士,在青年学生中有一定影响。”(《共产主义小组》下,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,第599页)文中提到的贺民范是湖南省宝庆(今邵东县)人,五四运动后,贺民范曾任湖南船山学社社长、船山中学校长,向学生宣传马列主义,支持学生开展爱国反帝斗争。1920年8月22日,与毛泽东、何叔衡等发起组织湖南俄罗斯研究会??杉?,贺民范、彭述之两位历史见证人用回忆证明了中共“一大”召开前,湖南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,又肯定了毛泽东就是发起人。肖子升是毛泽东同学,又是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,而且是新民学会第一任会长,据肖子升回忆说:“1920年,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,在毛泽东领导下,那些热衷共产主义的人,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。”(肖子升:《毛泽东的青年时代》英文版)可见,毛泽东做事谨慎,非常注意保密工作,而这个组织就是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。研究者通过查阅资料,还得出了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人数及成员名单,“据毛泽东回忆,在正式发起建党文件上签名的有6人。至‘一大’召开时,李达回忆有10人,张国焘回忆约有10人。这就是说,由初创时的6人,发展到‘一大’时的10人。在这些回忆中提到的人,除毛泽东、何叔衡外,尚有彭璜、贺民范、肖铮、陈子博、夏曦、彭平之等。根据现有资料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、何叔衡、彭璜。”(《共产主义小组》下,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,第474页)从上面的材料可以清晰地看出,毛泽东是中共“一大”前入党的,而且是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,毛泽东出席中共“一大”的身份是代表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出席中共“一大”的。

  二是毛泽东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,该说法源自于中共“一大”代表李达,当年,出席中共“一大”的外地代表的接待工作都是由李达负责的,李达是中共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,毛泽东到达上海就是李达接待的。1962年7月1日前,李达应邀在湖北省委党校一个训练班上回忆中共“一大”召开的情景时说,当年,是他亲自把给长沙共产党组织的信寄给长沙新文化书社的毛泽东,毛泽东接到通知后,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。毛泽东、何叔衡找到李达后,李达问:“你们是CP,还是SY?”毛泽东回答说:“我们是SY”李达说:“我们是开CP的会,你们既然来了,就参加CP开会吧,会后回湖南就组织CP”(王炯华《李达评传》,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,第465页)这里的“CP”是共产党的英文缩写,而“SY”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。为此,后来还有人揭发李达“诬蔑”毛泽东出席中共“一大”时,还不是共产党员,而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。

  曾担任中共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的李达,在回忆党的“一大”召开时党员人数时说:“上海约9人,北京7至8人,武汉7人,济南5人,广东2人,长沙10余人,长沙那时可能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,因毛泽东自从党的‘一大’后即1921年10月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党。”(吴少京主编:《建党风云》,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,第46页)

  蔡和森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“一师”的同学,后来蔡和森到法国勤工俭学,当时在法国有几十名新民学会会员,1920年夏,他们集会讨论了建党问题,1920年8月13日、9月16日,蔡和森先后两次致信给毛泽东,对建立党的必要性、步骤方法、组织纪律和入党条件,介绍得很清楚,并估计两年建成党,1921年1月21日,毛泽东回信说:“党一层,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。出版物一层,上海出的《共产党》。”这段文字是说,毛泽东拥护建党,并依赖陈独秀,但他自己没有马上建党的意思。过去一些研究者认为,毛泽东是秘密情况下建党的,反对者认为毛泽东与蔡和森是挚友,毛泽东是没有必要对远在法国的蔡和森保密。

  既然中共“一大”前没有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,那长沙共产党组织是何时创建的呢?易礼容的文章做了明确的解答,易礼容是湖南省湘乡县人,1898年生,曾是新民学会会员,1920年8月,与毛泽东、彭璜等共同创办了长沙文化书社,并担任经理一职,他一直支持毛泽东、何叔衡在新民学会中的工作,大革命时期,任过湖南省农民协会委员长、中共中央委员、中共湖南省委的代理书记。易礼容在《党的创立时期湖南的一些情况》中回忆说:“社会主义青年我没参加,我是直接参加共产党的。”“毛参加‘一大’后,大约8月回到长沙。他回来后不久到朝宗街文化书社找我。当时因为社里人很多,谈话不方便,他把我邀出来,在书社对面的篱笆旁边谈话。他说要成立党。我说我听说俄国1917年列宁领导的革命死了三千万人,中国现在要成立共产党,要是死30人救70人,损失太大,我就不干。他说你错了,社会主义革命瓜熟蒂落。我说瓜熟蒂落那就干吧。又过几天,他找了我与何叔衡,在现在的清水塘后面的协操坪……当时我们怕被敌人发现,没坐在那里开会,一边走,一边谈。这样,我们三人在那里决定了成立党。有材料说明湖南有个三人小组这是实实在在的。就是我们三个人,不过那时不叫三人小组。时间是一九二一年九、十月。……李达说过,湖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,只有社会主义青年团,没有共产党的组织,是对的。”(吴少京主编:《建党风云》,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,第293-294页)肖三,原名肖子璋,湖南湘乡人,1896年生,早年参加新民学会,是毛泽东的同学,曾赴法国勤工俭学,在《不能忘却的怀念——忆何叔衡同志》一文中说,“一大”后,毛泽东与何叔衡回到湖南,开始着手建党。1954年,肖三写了《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》一书 ,在该书《可纪念的“三十节”》部分中,肖三写了“一大”闭幕后,毛泽东回到湖南,开始建立中共党组织,“一个秋凉的日子,在长沙城郊协操坪旁边的一个小丛林里,有几个人在散步。他们一时沉默地站在树丛和石碑中间,一时在丛林的小路上走动。彼此热烈地谈论着。在脚步缓重的毛泽东的身旁,走着矮矮身材的何叔衡,此外还有彭平之、陈子博、易礼容等。这几个人这一天在这里讨论建立湖南党支部的问题。这一天是民国十年十月十日,因此湖南党组织正式成立日,曾被戏称为三十节。”(转引于李锐:《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》,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第1版,第324—325页)中央文献出版社的《毛泽东年谱》中也写到:“1921年10月10日在长沙建立中共湖南支部,任支部书记,成员有何叔衡、易礼容等。在小吴门外清水塘租赁一所房于,作为中共湖南支部的秘密机关,并与杨开慧搬到这里住。”(《毛泽东年谱》,人民出版社、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,第88页)。

  通过对上面两种说法的仔细分析,我认为毛泽东在中共“一大”前应该是中共党员,因为陈独秀创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时,长沙也被列入了陈独秀的建党计划,李达回忆说:“这个组织发起后,由陈独秀、李汉俊找关系”,“在湖南由毛泽东同志负责。”(李达:《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、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》,载《“一大”前后——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》二,10页,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)由此可知,毛泽东就是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外围党员,所以毛泽东说自己是1920年入党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,至于中共“一大”前,毛泽东有没有在长沙组建共产党,通过现有的资料,还存在一些分歧。

  第二、毛泽东为什么在 “一大”上被称为“神经质”?

  在中共“一大”代表包惠僧的回忆中,中共“一大”期间毛泽东在住宿上受到“特殊”待遇,而且与众不同,“一大”代表李达在回忆中说,“一大”期间毛泽东被代表称为“神经质”,可以这样说,当时的毛泽东和参会的其他代表有一种明显的不同,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?

  1921年7月23日至30日,中共“一大”在在上海李汉俊的寓所内召开,外地赴上海参会的9名代表住在博文女校,这“九个临时寓客”是:毛泽东、何叔衡、董必武、陈潭秋、王尽美、邓恩铭、刘仁静、包惠僧、周佛海,包惠僧刚到上海那天,是住在渔阳里2号(也就是上海陈独秀的寓所,又是《新青年》杂志编辑部),第二天,张国焘就让包惠僧搬到博文女校去住。当时,只租了博文女校楼上的3间房子,据包惠僧回忆:“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、周佛海和我住的。张国焘也不常住在这里,他在外面租了房子。邓中夏到重庆参加暑假讲习会路过上海,也在这间住了几天,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、邓恩铭住,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。这房屋很暗,他好像是一个人住。……除了毛泽东是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,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,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。”(包惠僧:《包惠僧回忆录》,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,第31页)毛泽东当时受到“特殊照顾”的原因是,一是他个子较高,二是他睡觉时爱打呼噜,三是他性格看上去孤僻,不合群,大家认为他神经质。

  在“一大”代表开会期间,各地代表们相互交换意见,都认为应当在各地从事组织工人运动,但对于党的工作该如何进行,却没有多加讨论。当时,与会代表都还年轻,最小的是北京小组的代表刘仁静只有19岁,山东小组的邓恩铭只有20岁、王尽美23岁,张国焘、周佛海都是24岁,毛泽东28岁,陈公博是带着新婚妻子来开会的,李达也刚刚结婚不久,他们多数没有结婚,相互见面时总要谈起恋爱的故事。李达在其自传中说:“毛泽东同志却始终沉着,常常独自一人,搔首寻思,绝不他顾。同志们见了他这种神气,总说是神经质,殊不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。”(引自《李达评传》,第89页)1955年李达在撰写的《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、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》一文中回忆说,“一大”期间,“毛泽东同志在代表的住所的一个房子里,经常走走想想,搔首寻思。他苦心思索到这样地步,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时,他却不曾看到。有些同志不能体谅,反而说他是书呆子、神经质。殊不知他正在计划着回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,要想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办法。”(吴少京主编:《建党风云》,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,第33页)

  我认为中共“一大”更应该算是一次理论研讨会,李达、李汉俊等对于马列主义有较深的研究,对于马克思的著作有些他们可以倒背如流 ,当时的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了解的还不是很多、很深,所以在这样的会议上,毛泽东以学习为主,也就坐在一边耐心听别人怎么讲,并一直保持沉默。④历史证明,毛泽东是一位注重实践的革命者,所以当别的代表畅谈马克思主义理论时,毛泽东却在思考筹划着会后回到长沙该如何推动开展革命工作。

  第三、关于毛泽东在“一大”上做记录员之谜。

 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,就很重视收集和保管文件档案,在中共“一大”上,当时会议没有专职的秘书,会上,28岁的毛泽东被推举负责会议记录、文件保管等秘书工作,可以说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的首任秘书,后来,瞿秋白也曾担任过秘书,蔡和森、周恩来、邓小平等都曾经出任过秘书长。中共“一大”代表陈潭秋曾回忆说,1921年“七月底大会开幕了,大会组织非常简单,只推选张国焘同志为大会主席,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任记录。”(吴少京主编:《建党风云》,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,第22页)各种资料显示,在“一大”上毛泽东没有做过正式发言,他的工作就是做会议记录员,工作中积极认真,时常是一面做好记录,一面动脑筋思考问题。“一大”代表刘仁静曾回忆说:“毛泽东在‘一大’上采取慎重谦虚态度,不轻易发表意见,也没有坚持什么特殊主张,很难将他突出出来作为某种主张的代表。”(吴少京主编:《建党风云》,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,第78页)但“一大”会议主席张国焘对毛泽东的回忆与其他代表的回忆存在很大的不同,他说在“一大”期间,“毛泽东也脱不掉湖南的土气,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,穿着一件布长衫,他的常识相当丰富,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、邓恩铭等高明多少。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主张??墒撬√负帽?,在与人闲谈时常爱设下陷阱,如果对方不留神就坠入其中,发生自我矛盾的窘迫,他便得意的笑起来。”(吴少京主编:《建党风云》,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,第103页)

  此外,毛泽东在“一大”上对侦探的警觉性也非常高。1921年7月30日晚,当中共“一大”第六次会议也就是会议的闭幕式,即将召开时,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会场。代表们问他找谁,他用可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会场,然后说:“对不起,我找错了地方。”说完后就急忙走了。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见此情景,机警地说:这一定是侦探,马上散会,会议改期改地点后再开。因为当天下午,周佛海忽然闹肚子,肚子很痛而且不停地上厕所,根本不能出门,所以就一个人在租住的地方躺在地板上糊糊涂涂地睡着了。其他代表都不约而同地到《新青年》编辑部,议论会议下步该如何召开时,而只有毛泽东非常警觉地单独回到代表住处博文女校,看看那里有没有被侦探监视。周佛?;匾渌担?ldquo;一大”快要结束时候,一天晚上,我要睡着了,“大约十二时左右,忽然醒来,看见毛泽东进房来,轻轻问我‘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?’我骇了一跳,问他,才知道出了事。”(吴少京主编:《建党风云》,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,第51页)由此也可以看出,毛泽东在“一大”期间对侦探的警惕程度是很高的。

  第四、毛泽东确定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。

  众所周知,中国共产党“一大”是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召开,会议后期又由上海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的。后来,为何把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呢?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,中共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、北伐战争、五次反“围剿”、长征,历经磨难到了延安,西安事变后,国共两党为抗日实现了第二次合作??拐狡诩?,在延安的中共势力一天天壮大,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的呼声越来越高,需要把党的诞辰日确定下来。

  1936年,“一大”代表的陈潭秋用俄文发表了一篇题为《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》,关于“一大”开幕的日期,陈潭秋认为应该是在1921年7月15日之后。1936年,“一大”代表毛泽东与美国进步作家斯诺的谈话中说:“1921年5月,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。”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不习惯公历的纪年法,他讲的“5月”应该是中国传统农历的纪年法,而1921年农历5月份总共29天,这29天相当于当时的公历1921年6月6日至7月4日。1937年,“一大”代表董必武在延安对斯诺的夫人说:“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”,具体日子董老也记不清楚。到了1938年5月,在延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党的生日,许多人向毛泽东、董必武询问此事,对此,他们二人也十分焦急,最后,没有办法,二人经过商定,确定7月1日为中国共产党的生日。1938年,毛泽东在《论持久战》中指出:“7月1日,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,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的一周年。” 正式把“七一”作为党的生日来纪念是1940年,1940年《群众》杂志第4卷第18期(7月7日出版)发表了一篇《庆祝中共19周年纪念》的社论,社论明确指出:“今年七月一日,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九周年纪念日。”到了1941年7月1日,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20周年时,延安的《解放日报》以第二版整个版面刊发《中国共产党20周年纪念特刊》,发表了《纪念中国共产党20周年》的社论及朱德、吴玉章、林伯渠等人的文章。从此,中国共产党的诞辰之日被确定了下来,每年7月1日都要举行纪念活动。事实上,后来经过研究,中共“一大”召开的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—31日,开幕的日子是1921年7月23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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